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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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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乡书》里谈故乡
——首届“洪峰文学奖”得主包倬访谈
本报记者 窦红宇

包倬生于四川凉山的大山里,彝族的纯正血统让他长得帅气而潇洒。这个现居昆明、凌晨五点就起床写小说的刻苦的写作者,是这样说的:“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找,这种寻找,不一定是肉身寄居处的变化,而是一种精神的追问。我寻找什么?我寻找我自己,那个真实的自己。”这个八零后,这个时刻都想在小说的世界里干出点大事来的年轻人,时刻都在读和写,换句话说,他时刻都在为写作准备着。他丰富的精神世界会让他一生都因为写作,而快乐下去。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曲靖日报洪峰文学奖”,对于这个奖,你有什么看法?

包倬:一切文学之外的东西,都是恩赐,都是文学之仁。说谢谢太轻,作品中见吧。

记者:在你的《与故乡书》里,说到故乡的一切都在改变,连人们最后的栖息之处——墓地都在一次次雨水的冲刷中屈服于大地,慢慢泯灭,直至迷失在时间里。你散文里的这种挥散不去的悲凉,是你对故乡的思念吗?

包倬:每一个写作者,似乎都写过故乡。故乡是出发,但未必是归宿。人和故土的感情是复杂的。所以,个人不喜欢那种歌颂式的写作。没有一片土地可以逃过时代的浸染。一些东西在失去,一些东西在变化,生老病死依旧,太阳照常升起。故乡于我,就是一种怀想。这种思念,谈不上爱或恨,仅仅是想起。

记者:你会回到故乡,去书写那片土地吗?你在那里度过了你的童年,是不是有许多有趣、神秘的人和事可以写?

包倬:写作是未知。当我面对电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下一秒将写下什么。而我迷恋这种未知。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写那片土地,或者我一直在写那片土地。也许,一个写作者,一生都是在敲骨吸髓地写自己。而关于神秘的人和事,我认为神秘只是表象,写作要找到神秘背后的东西。

记者:是的,你说得非常对,“一个写作者,一生都是在敲骨吸髓地写自己。”所以你以一个小说家的视野来写散文,能写出让读者感觉不一样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写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骨子里,你笔下的故乡、人事,仿佛就是写我们的故乡,我们身边的人和事,这也许就是你“敲骨吸髓”带来的魔力。如果一个作者一生都“吸”自己,那有会把自己“吸”干的那一天吗?

包倬:如果写作提供的是一种异域风情的猎奇,那么,“太阳底下无新事”,别说吸干自己,甚至连写的必要都没有。但我想,真正的写作是透过个性,寻找共性,是纵深,像一枚石子掷向水面,是下沉的石子,而不是水面的涟漪。

记者:在《与故乡书》中,或者你的其他散文中,会以一种极其冷静的笔调写到乡土上的风情传统,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凝滞?这有没有影响到村里人的创造活力?以一种旁观的角度来看,那样的环境会有窒息感吗?

包倬:中国是个乡土社会,所以费孝通有本书叫《乡土中国》。乡土有乡土的秩序,有乡土的规则,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闭塞,落后,是相对于城市来说。乡土和城市,哪一种更好?这个问题让时间去回答。作为在农村长大的人,我痛惜的,恰好是乡土已经不再是乡土,这样的进化,更如汉字的进化,乡已无亲,爱已无心。

记者:你在文中有句话,“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把他乡当故乡的过程。”我相信这是你的真情实感。你从四川来到云南,是否也是在寻找?寻找什么?

包倬:中国人有一种东西叫家谱,我们彝族有种东西叫《指路经》,这两者其实都是一样,是一个家族的迁徙史。人在大地上,不是种子发芽,而是背负降落伞的命运飘零。《与故乡书》,其实最早的篇名叫《没有永远的故乡》。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找,这种寻找,不一定是肉身寄居处的变化,而是一种精神的追问。我寻找什么?我寻找我自己,那个真实的自己。

记者:你觉得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找到了吗?

包倬:真实的自己,其实就是对自我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诸如此类。这是人之所以作为人的简单追问,而不是人如草芥的麻木生活。

记者:你的主要创作方向是小说,散文可以说是你的“业余”,小说作家以散文获奖,这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吧?

包倬:其实,我最早写的是散文,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除了散文和诗歌,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表达那时了。关于文体,我觉得还是在于便于表达。我离开故乡,写过一些关于乡土的小说,但我回到故乡,面对那样一个故乡,我的虚构是种罪过。我只能剖开我的内心,面对如今的故乡。

记者:是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者一定都敬畏着自己的故乡。接下来我想问你一些关于小说的问题。据了解,你以前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记者,在你的小说创作中,记者这段经历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些创作素材?这对你的创作生涯起到很大的影响吗?

包倬:做了七年的文化记者,曾去洪峰老师家采访过余华,哈哈,这也是缘份。七年的记者生涯对我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体重从57公斤,增加到了75公斤;二、对纷扰的世事,有了更清晰的辨别;三、让我知道,新闻就是新闻,小说就是小说。

记者:谈谈你所理解的新闻和小说。

包倬: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作家曾经做过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海明威,都是。马尔克斯甚至根据新闻事件写过《爱情及其他魔鬼》。看起来,新闻和小说似乎是对好兄弟,但在我看来,不是这样。今天,新闻的精彩已经远远超出小说家的想象,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还要小说干什么?对于这样的疑问,我想说,如果你的小说仅仅是故事,那么,确实可以不用写了。

记者:也就是说,好故事不等于好小说,那你认为的好小说是什么样的?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包倬:我不排斥故事。但排斥自以为是的故事——你以为你讲了一个很震撼的故事,事实上,一条新闻就将你干掉了。文学的尊严,在于它的无可替代性。好故事,可以成就好小说,但好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语言、气息、意味、结构、写作难度等等,都是好小说的品质,但最终,是作家的情怀。我觉得,处心积虑去讲一个别人没有听过的故事是愚蠢的。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他的小说可以供经济学家研究法国经济,在今天,小说的功能要小得多。

记者:你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狮子山》,还有你的小说集《风吹白云飘》中的《401》《鼠人》《观音会》《断归途》,小说集《春风战栗》中的《四十书》《单刀赴会》《耶稣之子》等,你写的这些小说里的人物,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吗?

包倬:或许有吧,鬼知道,但他们都和我有关,要么是我身边的,要么是我听来的,要么是想象的。

记者:在你的小说人物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偏爱,或者说难以放下的人物?

包倬:关于我的小说人物,没有特别偏爱或放不下的。我没有那么自恋。那些小说,写完,就写完了;那些人物,写出来,就死了。我知道,他们不会进入文学史,没必要天天想着他们。写完,就完了。不用去惦记自己笔下的人物,因为我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立得起来的人物。

记者:那别的作家呢?

包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你能说出几个文学人物?我相信你不能。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创作最大的失败。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孙悟空、唐僧、贾宝玉、张飞、鲁智深……人物形象就是,我一说,你就明白。我说,白嘉轩、庄之蝶、福贵……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记者:那在创作中,你认为什么最重要?

包倬: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心性最重要。你可以表演慈悲、善良、正义、勇敢……但是,你是怎样一个人?这个世界,有太多会毁掉一个作家心性的事情。所以,我想,远离那些会坏了我们心的人和事。

记者:也就是更多地感受写作带来的那份快乐吗?

包倬:是的,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可以描述一下你的这份快乐吗?

包倬:写作,始于快乐,也终于快乐。额外的,比如给我一个奖,那就是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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