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春天，我背着一只褪了色的帆布包，走进了那座藏在山坳里的学校。那年春天来得晚，风还带着刺，教室的窗纸哗啦哗啦地响，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那些被山风吹红了脸蛋的孩子们。

我来之前，学校里没有音乐课、美术课，唯一的、响彻整个山坳的声音，就是孩子们稚嫩却卖力地反反复复唱着那句电视里听来的主题曲“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老教师们的严谨与温和，像山间沉静的雾气，笼罩着校园。孩子们远远见到他们，会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喊一声“老师好”，那声音里满是敬重，却也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溪流，清澈透明，但少有嬉闹的浪花。我的到来，像是忽然投进池塘里的一颗石子——我会在课间和他们一块儿跳绳，输了就老老实实学青蛙跳；会在体育课上一起追着破旧的篮球满场跑，跑得满头大汗；会在放学后，坐在操场边的石阶上，听他们说家里新下的猪崽狗崽，说后山那棵树上鸟窝里有蛋；会教他们唱《栀子花开》《一生有你》《白桦林》《丁香花》。

我不太像老师，倒更像是突然多出来的一个大朋友。他们不再远远地喊“老师好”，而是“小金老师”“哎！老师”地叫着，喊完自己先咯咯笑起来，像得了什么了不得的胜利。

就是在那样的亲近里，春天悄悄铺满了山野。

那时候，经常要带孩子们上山打柴，学校的土灶要靠这些柴火煮饭。孩子们从家里带来背篓、柴刀和绳子，我跟在他们后面，学着辨认哪种树枝易燃，哪种耐烧。山路陡，柴捆重，我虽是大人，却总是落在队伍最后头，喘着粗气，汗湿透了衬衫。总有几个孩子慢下脚步，等我赶上，或是不声不响地从我背篓里抽出几根粗柴，塞进自己的小背篓里。

“老师，你歇口气。”“这段路平，我帮你背一截。”

我推辞，他们就笑：“你讲课行，打柴可不如我们哩！”说完，小小的身子一弓，背着几乎要盖过头顶的柴捆，脚步又轻又快，像山里的野山羊。那时我忽然觉得，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上，我才是那个被照顾的学生。

雨季来临时，山林又换了一副模样。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腐殖土和青苔的味道，这是捡菌子的季节。孩子们成了我最好的向导，边打柴边教我辨认那些从松针下、树根旁冒出来的“小伞”。

“老师你看，这是青头菌，帽子青绿青绿的，最好认，可以生吃，也可以烧了吃！”

“这种叫见手青，摸到它会变青色，一定要炒熟，不然吃了会看见小人跳舞哩！”说这话时，孩子故意做出摇摇晃晃的样子，惹得大家一阵笑。

“干巴菌最难找，也最珍贵，我们可舍不得吃，都捡了卖钱买作业本！”

他们如数家珍，哪个坡头的松林爱出牛肝菌，哪片栗树林的干巴菌最多，雨后第几天最容易捡到鸡油菌……这些知识，是祖辈传下来的，是山林教给他们的，如今又细细地说给我这个“城里来的老师”听。我跟着他们，学着用树枝轻轻拨开松针，发现那些或棕或红或黄的菌子时，竟有种寻到宝贝的欢喜。那些被小心放进篮子里的，不只是山珍，更是他们愿意与我分享的、关于这片土地的密码。

学校孩子们的宿舍是由原来的废旧教室改造的，里面是大通铺，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起，被褥颜色深浅不一，都带着经年的潮气和孩子们身上山野的气息。我第一次走进去时，那混杂着汗味、泥土味和脚臭味的空气，着实让我顿了顿脚步。但我没退出去，我看见那些横七竖八的被子，看见孩子们乱蓬蓬的头发，看见他们指甲缝里的黑泥——那都是他们帮家里干活、在山野奔跑留下的印记。

我卷起袖子，一次次耐心地教他们怎样把被子叠出棱角，怎样把床单拉平整，怎样把脸盆毛巾摆成一条线。有几个小女生的头发总是乱糟糟地扎着，我让她们搬来小凳子坐在屋檐下，学着给她们编辫子。我的手笨，起初总是扎得松垮垮的，她们却高兴得很。

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在教室里批改作业，桌子旁边围满了孩子，我边改作业边和他们聊天，看着窗外的春天顺口说：“这个季节，就馋香椿炒蛋。可惜家里没有椿树，街上卖得又贵。”说完自己也笑了，像是自言自语。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门，愣住了。

门口放着一只小竹篮，里面是嫩得能掐出水的香椿尖，紫红里透着油亮。还没回过神来，又来了一个孩子，背着几乎和他一般高的小背篓，摇摇晃晃地走来，轻轻放下——又是一背篓香椿。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有挎着竹篮的，有用围裙兜着的，有直接捧在手里的。那些沾着晨露的椿芽，在我门前堆成了一座小山。

“老师，这是我家的。”“我家后山有好几棵呢。”“我天不亮就去摘了！”“老师，这样够吃了吗？”“不够我明天再去！”

我张了张嘴，双眼噙着泪珠，什么也说不出来，转身跑进屋里，抬出那只平时洗衣服用的大铝盆。椿芽装进去，冒了尖，满屋子都是那股特别的、清冽的香气。

三年后，我离开了那里，往后的岁月如河流奔淌，每当春天，市场上出现第一把香椿，或者山野里瞥见一树马樱花，甚至只是看到一捆捆整齐的柴火时，那座山村小学、那些红扑扑的脸蛋、那些从我的背篓里“偷”走几根柴的细瘦胳膊，就会一下子涌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