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性能。

2025年盛夏的某天，我在电脑上敲下了“猛犸象”三个字作为小说的篇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万年前后，猛犸象这种体形庞大的哺乳动物，消失在了漫天的风雪里，只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它让我想起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他们正在老去，如果回望来路，会不会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的一生，定格在那个文人有风骨、学者有思想、文化有包容、社会有宽松、人间有温情的时代？

今天中国的许多文学杂志，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来的前夜创办的。《十月》《当代》《钟山》《花城》《百花洲》《随笔》《外国文艺》……仿佛是为迎接一个时代的到来，文学率先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不知是谁说过，“八十年代”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故乡，个人理想融入家国情怀，注定了“八十年代”会成为一个带有暖意的名词，而我们的余生，也将会一次次忆及那个时代经历的一切。

我进入大学的1983年，昆明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雪，刚刚走上讲台的老师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突然宣布下课，让学生去雪地里撒个欢。放在今天，这会是一个严重的教学事故，老师得写检查。我热爱那个时代，学生可以不去听那些内容陈腐的课，却会在晚上七点图书馆开门时潮水一般拥入抢占座位，自由地选择书籍阅读，以构筑自己的思想谱系。我怀念夜晚熄灯后，同学们睡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和卡夫卡，当然也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北岛、顾城、海子、史铁生、王朔、梁晓声……没有人会为未来的工作担忧，也很少有人患抑郁症，因为我们在读书之余，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者窜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钻进某间响着音乐的教室，参加那儿举行的舞会。那时中国所有的高校出入都不需要登记，更不需要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高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个时代，当有消息说第二天书店将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有同学天不亮就跑去排队，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喜欢诗歌的人都小心讨好着他。

我感激一九八五年冬天让我与川端康成的小说邂逅，接下来的两年，我因为喜欢川端康成几乎看遍了学校图书馆里能够借到的日本作家作品……那个年代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路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直至把小偷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颈那儿开了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并付诸实践，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到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那个年代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便不止一扇窗在为你敞开。那个时代是包容的，邻校有一位锅炉工，被学校发现是物理学高手，立即破格进入教师系列并评为讲师。

198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故乡昭通，一条不足五百米长的窄街上，密布着近十家民营书店，它们能够维持，说明读书的人众多。那个时代朋友们会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直击心灵的乐曲，聚在一起彻夜畅谈，心中洋溢着幸福。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黄金时代，昆明的《滇池》杂志，一度发行量超过四十万册，以至于编辑部不得不另租库房……如果翻阅那个时代学生的毕业合照，会发现那些年轻的脸上，有令人心动的光芒，每一张脸都那么干净、真诚、亲和，每一双眼睛都那么明亮、单纯，在里面能看到希望和未来。连海子这样悲观的人，也会在那个时代写下：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代，昆明最早的一批写作者，聚集在尚义街6号吴文光的住所。每个人怀揣梦想，他们中有人放弃安适的工作去了新疆，有人流浪去了北京，也有人留了下来。“生命有无数种形式，活法不止一种”，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纪录片导演，有人成了学者，有人成了诗人，也有人成了生计无忧的企业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然远去，随着年纪渐长，我的情感越来越多驻足在那个时代，缅怀、重温以及反思。在那个时代眺望未来，很难想象有老人跌倒，人们不敢搀扶；很难想象有人霸凌弱者，人们选择背过身去；也很难想象有人为了中饱私囊机关算尽……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干净、正直、勇敢、元气饱满，没有人会相信，几十年后，我们会活成自己年轻时最为讨厌的那类人，世故、庸俗、怯懦、精致、算计……罗曼·罗兰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死在二三十岁，因为他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其实，我们哪有资格说我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我们选择的是背道而驰，是安全，是小心谨慎。光辉灿烂的八十年代过去了，而我们的纯真、理想、勇气、坚持以及快乐去了哪儿？在《猛犸象》里，我虚构了许东生这样一个坚守初心的人，他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品质，他像一头消失了的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与环境格格不入，我想借这个人，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