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新月升起。推杯换盏，霓虹闪烁，置身诸如歌舞、鼓乐和鞭炮等喜庆场合，我内心却滋生某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我尤其怀念曾经读过的书，听过的故事，一闪而过的风景……

那是枕边几本1981年的《萌芽》。四十五年来，我的心依然追随它们，忽而跨越山海，忽而沉淀在人间烟火，若即若离——这是我给自己购买复刊周年《萌芽》合订本的理由。

喜欢一个人，一本旧书，常常无需具体理由。书不在乎容颜新旧，淡淡的油墨味，醒目的标题、线条流畅的插图，足可让我会心一笑，让我惦记四五十年；讨厌、排斥一个人也亦然。比如那似绣花枕头、言行不一、挖坑甩锅他人的可恶嘴脸，也足以让我恶心反胃，敬而远之。

1981年，被高考预考筛选下来，我灰溜溜地从学校打道回府。吃饭读书睡觉，睡觉读书吃饭，日复一日。因偏科与大学失之交臂的我，非但不心生愧疚，反而得寸进尺。心想，既然这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我用更多时间去读书，文学、摄影、美学、历史……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那年，停刊十五年的《萌芽》又在上海复出。我把它列入订阅目录。复刊号和后面数期的《萌芽》，有茅盾、巴金、萧殷和丁玲等老作家与初学者的书信往来，第2、3、6、12期封面和几个小说稿，多年来一直被我看了又看，并收藏于心。复刊的《萌芽》每期60多页码，字号比绿豆还小，但容量大，文体多行文新，文学和青春的气息洋溢卷外。后来我曾模仿其用稿风格向其投稿，但皆石沉大海。

文字造就诗意、孤独和深邃，使天空更高蓝，大地更宽阔。我不断地收集购买书籍，逛书店，跑地摊。书读多了，就想写。写自己也写别人，写过去也写未来，先是散文，后来添油加醋地编小说，再后来，就模仿某些诗人装清高装深沉，搞分行。

几十年来，我收集了不少书，有的还弄了几个版本。莫言的《红高粱》也看过几次；读完《我和羊》，我于是明白散文亦可小说化。散文小说化，小说散文化，早已有之。但我的散文完全没有穿插一点小说技巧。

闲暇无事，我思绪又被文字携带，天马行空。冬日，我就着花生米喝小酒，桂树桂花的诸多往事又浮出水面：告别疫情之前，《南国早报》的朋友特约《人闲桂花开》，我见缝插针地融入朋友圈里的“桂花仙子”，受益匪浅。

生活就是这样，你热爱它，它也不会负你。读书多了，我更加缄口如瓶。茶余饭后，我收集身边令人捧腹的趣事。《三明日报·杜鹃园》首发的《为人做嫁衣》是生活里的小花和露珠。《夫人爱做媒》，和前几年《渐行渐远的月老趣事》及十几年前《戏说月老》，写的就是这些趣闻。在桂北，婚姻喜宴的民俗，多得可辑成百科全书。

我们当地称杜鹃花为清明花。在中国革命史上，杜鹃花被喻为红色之花、星星之火。五十多年前电影《闪闪的红星》，红军后代潘冬子，刀劈坏人胡汉三，在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中投奔革命，唤起无数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杜鹃花还有红踯躅、山踯躅、山石榴、映山红、艳山红、满山红等多种称谓。

历代诗人吟咏杜鹃花者众，多夹杂杜鹃鸟啼血、常寄思乡哀怨等情感。成彦雄《杜鹃花》云：“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一桌满汉全席，你有可能只对某碗某碟合口味。我喜欢《杜鹏程小说选》，是因他的《夜走灵官峡》，淘这本书，是因为有他的《驿路梨花》。我最早读到《驿路梨花》是初中，后来是在高中《语文》里，在别的场合也读过几次，还看过关于他的评论和创作谈。干净诗意的文字，少数民族风情，云南哈尼族小姑娘、瑶族老人、马帮，“我和同事老余”等，多年来皆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粉红的底色，稀疏的枫叶。云间牧字，文字源于生活，飘忽在九天之上，时常慰藉我贫瘠和饥渴的心灵。文学副刊皆镶嵌着精致素雅的版式，让我心旷神怡。《趣说桂北六月六》算不上美文，但它避开宏大叙事和惊天动地的新旧闻，追求喝茶聊天、辽阔缓慢的语速，适我胃口。一个满嘴假牙，少发秃顶，身材矮小的老男人不遗余力，与远方和诗做邻居。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悦己悦人，跨越时空的文字，何尝不是这样。